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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软约束、官商合谋与寻租性腐败


中国经济学年会投稿 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

产权软约束、 产权软约束、官商合谋与寻租性腐败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腐败机理分析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腐败机理分析
江曙霞① 罗 杰② 黄君慈③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摘要: 本文通过对国有产权改革寻租性流失进行深入

的剖析, 从而揭示在我国转轨经济 过程中, 当进入以产权改革为主导的改革路径时, 必然导致权人利益集团和寻租集团进行产 权寻租合作博弈, 对高度集中和产权软约束的国有产权进行重新分配, 并通过产权交易寻租 性市场出清, 达到权人利益集团的利益补偿和寻租利益集团的产权瓜分, 形成制度性的产权 寻租性腐败。 关键词:产权软约束 官商合谋 寻租性腐败 国有产权改革 关键词:

Soft Constraint of Property Rights、Collusion of Official with Businessman 、 and Rent-Seeking Corruption——Study on the Corruption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Reform
Xiame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inance, LuoJie Fujian Xiamen 361005 ShuXia, Jiang JunCi,Huang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loss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reform, the paper illuminates the institutional-related rent-seeking

corruption by cooperative game between the power interest group and rent-seeking interest
group in Chinese transition economy. While the reform enters into the phase in which the property right’s reform is predominant, the power interest group and the rent-seeking interest group will redistribute the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that has characteristics of height concentration and

soft constraint, and through rent-seeking market clearing to acquire the interest compensation of the power interest group and the partition to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of the renting interest group. Then it comes into being 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 corruption mechanism in the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reform.
Keywords: Soft Constraint of Property Rights Rent-Seeking Corruption Collusion of Official with Businessman Reform of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江曙霞(1955—) ,女,福建惠安人,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 制度与金融监管。 罗杰(1970.8-) ,男,湖北松滋人,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讲师,厦门大学金融系 2003 级博士生,主 要研究制度金融学。 黄君慈(1978.1-) ,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金融系 2003 级博士生,主要研究制度金融学。 1

一、引 言 郎顾之争诱发了我国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 尽管关于国有产权改革经济学家 们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政策主张, 但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社会认同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 公有产权和渐进性的改革路径使得大量的制度租金沉淀在各个领域, 由于垄断使得租金无法 通过市场化手段得到有效耗散, 寻租成为各利益集团的比较优势。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深 化,巨额租金从商品市场向生产要素市场即从价格双轨制向具有“公地悲剧”性质的国有产 权改革转移, 与之相对应的寻租性腐败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由于我国价格双轨制(主要是商品、生产资料及金融领域的价格)形成的腐败;第 二个阶段是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特别是近些年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由于产权软约束 所形成的寻租性腐败。 本文通过对国有资产产权改革寻租性流失①进行深入的剖析,从而揭示在我国转轨经济 过程中步入以产权改革为主导的改革路径时必然导致的权人利益集团和寻租集团的产权寻 租合作博弈, 以及对高度集中和产权软约束的国有产权进行重新分配, 并通过产权交易寻租 性市场出清, 达到权人利益集团的利益补偿和寻租集团的产权瓜分。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建立 公有经济双层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和产权软约束分析框架, 剖析官商合谋、 产权寻租性腐败的 制度基础; 第三部分则建立基于两大利益集团效用函数的合谋模型, 寻求国有企业产权重组 过程的权利资本化及产权寻租性腐败的内在机理; 第四部分分析了产权寻租性腐败的自增强 机制,第五部分得出本文的基本结论。 二、双层委托代理关系失灵与产权软约束:产权寻租性腐败的制度基础 双层委托代理关系失灵与产权软约束: (一)产权公地、搭便车激励与公有制双层委托代理关系失灵 产权公地、 西方委托代理理论隐含以下假定前提: 委托代理合约是建立在自由选择和产权清晰化基 础之上, 维持合约的条件是代理成本小于代理收益, 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委托人是风险中性者, 从而不存在偷懒的动机,即具有监督代理人行为的动机。由于剩余索取权具有可转让性,委 托人可以通过行使退出权惩罚违约行为是可信的(杨瑞龙,1997) ,在此条件下委托代理理 论重点研究如何设置一种激励相容约束合约来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 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 最优产权契约是使交易费用得以减少的产权安排, 即以最小成本解 决信息问题、交易成本、激励和代理、监督以及不确定性等问题。 国有产权是指产权最终由国家拥有, 由国家选出的代理人行使、 由原始产权派生出来的 权利束。国有产权特征可以用两大等级体系的层级委托代理链②来描述:第一等级体系是从 最初委托人(全体公民)到政府的由下至上的委托代理授权链;第二等级体系是由政府到企 业经理层 (最终代理人) 的由上至下委托代理链, 两大体系中的政府具有双重委托代理身份。 作为产权的中间代理者, 由于政府官员具有强剩余控制权和弱剩余索取权, 他对经济绩效和 下一层代理人的监督激励被弱化, 而国家对这些代理人的监督成本又很高, 这种剩余索取权 与控制权的严重不对称导致了国有产权契约激励相容约束弱化,引致国有产权的负外部性: 首先是国有产权中没有详细界定的那部分剩余权力就留在“公共领域” ,成为“国有产权公 地” ,形成国有产权软约束的制度困境;其次由于公众监督的“搭便车”激励会强化中间代 理人偏离初始委托人的目标, 产生合谋的道德风险, 形成国有产权寻租性腐败的自增强机制。 因此, 在经济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是第二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 国有经济的腐败问题恰恰是 第二层级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共谋租金的结果。在由初始委托人和第一级代理人——政府 (通常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构成的第一级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处于虚位状态:首先,





产权软约束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委托人与代理人合谋,将国有资产低价折 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见张仁德,韩晶: 《国有经济腐败的委托代理因素分析》《当代经济科学》 , ,2003, 。 (3) 2

由享有相同份额剩余索取权的个体所组成的全体公民作为国有企业 “最初的委托人” 本身就 是典型的“搭便车”的委托问题,其所投入的自然资源由于“缺乏抵押性质”而存在天然的 机会主义倾向。 因此, 所有者虚位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公有经济的代理并非来源于初始委托 人的直接授权,而是依靠政权的力量,初始委托人不能选择代理人和合约的内容;另一方面 也表现在初始委托人没有直接的剩余索取权①,基于监督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昂贵 的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的严重不对称,初始委托人必然选择“搭便车”②,缺乏监督代理 人的积极性。并且,初始委托人不能通过“用手投票”“用脚投票”的方式形成对国有产权 、 代理人的可置信威胁。国有经济第一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委托代理关系, 这种“搭便车”的委托问题必然导致国有产权的第一层委托代理契约失灵。 假设在国有产权交易重组过程中, 政府官员与企业经理 (包括新兴资本集团的民营企业 主)合谋,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V ? V) ( 。 则每个最初委托人 (公民) 的实际损失额为 的总人数。 假设公民 i 认为在国有产权交易重组过程中存在着合谋行为并对此进行监督审查, 公民 i 为监督审查政府官员在交易重组过程中是否与企业经理合谋所为之付出的成本为 Ci 。 则由式(1)可知,公民 i 的效用函数 ?1i ③为:

( V ? V) , 其中 n 为所有最初委托人 (公民) n

( ? V ? V) ? W ? Ci,如果公民对官员进行监督及审查; ? n ? ?1i = ? ( ? V ? V) W ,如果公民不对官员进行监督及审查; ? ? n ?
公民 i 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审查的必要条件为:

(V ? V) ? Ci > 0 n Q n → ∞ ,∴(2)式不成立。
系失灵,初始委托代理让的所有者地位虚化,此时公民的效用函数 ?1 转化为:

(1)

所以公民作为最初委托人没有监督政府官员行为的积极性, 国有产权第一层委托代理关

?1 = V ? W

(2)

因此,在国有产权委托代理过程中,由于监督成本大,公民作为最初委托人存在机会主 义的搭便车倾向, 没有监督政府官员行为的积极性, 导致国有产权第一层委托代理契约的失 灵,而国有产权的公共物品性质与弱势初始委托人“搭便车”激励必然导致第二层委托代理





政府支配公有经济的生产剩余,政府通过再分配渠道给初始委托人带来相应的福利,初始委托人的剩余 索取权严重弱化。 “搭便车”激励源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代价的过于高昂而使得监督得不偿失。 V 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实际成交价值; W 为国家向政府官员支付的工资; C 为公民为监督审查政府官 它一般也 员在国有资产交易重组过程中是否有与企业经理进行合谋所付出的总成本;V 为企业净资产, 体现为国家给政府官员下达的最低企业产权成交价值。 3



合约失灵①,使得基于双层委托代理关系失灵的官商合谋②实施产权寻租性腐败的概率更大: 一方面, 双层的多环节的代理关系扩大了道德风险的制度空间, 刺激了代理人寻租性腐败的 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弱势,不能形成对代理人的有效制约,大大降低了政府和企业 代理人的合谋成本,提高了腐败的净收益,从而刺激了寻租性腐败行为的供给。因此,国有 经济的失灵的双层委托代理关系是当前腐败问题的制度根源, 政府对企业产权超强行政干预 是委托权与代理权合谋租金的制度基础。 (二)产权软约束、外部人控制与产权寻租性腐败的制度关联 产权软约束、 产权软约束指的是指在公有产权中, 因为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和正常的激 励相容约束而引起的所有者缺位、 监督失效和权利的流失, 其集中表现就是国有资产被政府 官员、企业经理阶层、寻租集团合谋侵吞为私有财产。由于国有产权双层委托代理链失灵以 及委托代理方信息严重不对称, 导致严重产权软约束, 成为对传统体制下预算软约束的替代, 因此产权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产权公共物品化、 委托代理契约异化和产权寻租性腐败的制度逻 辑。 国有企业产权软约束及其公共物品性使得国有企业蜕变为一个多重寻租网络, 政府作为 国有企业的“外部控制人” (禹来,2001;裴红卫,2004) ,借助政企不分、多层委托与多重 代理导致的产权软约束和责任体系弱化等体制性漏洞,与“内部人控制”的国有企业代理人 合谋寻租③。而“外部人控制”产生的必要前提是国有企业泛化为公共物品,其基本前提条 件是:第一,存在可供寻租的租金,即寻租成本低于市场化交易成本④;第二,存在制度性 的寻租通道⑤,国有企业产权软约束及其负外部性为寻租性腐败的产权差价和寻租通道提供 了制度保障。 由于政府官员的双重委托代理身份, 其腐败是由其特殊的次级委托地位决定的, 基于国 有产权软约束和掌握着转轨过程中对国有产权的重新配置权, 使得委托权和代理权腐败互为 供给和需求,其具体表现是委托权和代理权的合谋寻租(内部人和外部人共谋瓜分国有产 权) 。因此寻租行为的发生源于国有企业存在双层委托代理的“委托代理链”及弱势委托代 理问题导致的产权软约束, 并由于国有企业责任体系的非人格化和集体行为的逻辑悖论而使 国有产权契约失效, 其委托代理关系异化成次级委托方与代理方合谋瓜分国有产权的寻租性 腐败。 (三)利益补偿、权利资本化与产权寻租激励——官商合谋与寻租性腐败的制度内生 利益补偿、 权利资本化与产权寻租激励 官商合谋与寻租性腐败的制度内生 性分析 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改革过程中政府传统行政权力的分解过程也是固有社会经 济利益格局和利益集团的调整和重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追求有利产权安排的新兴利 益集团还是致力于谋求体制转轨期个人利益补偿的政府官员 (权人利益集团) 都有极强的寻 租和设租动机,而政府在推进渐进性产权结构重组过程中采用的行政“试错”式界定产权的 方式客观上为寻租活动提供了一个宽泛的制度空间。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过程实质上是产权制度变迁过程, 它涉及到政 府管制逐渐收缩的同时,政府要对既有产权进行重新的分配和安排,而“产权残缺”的国有 产权界定本质上是一个租金耗散过程, 其耗散通过上述两大利益集团设租与寻租的博弈, 达

① ② ③ ④



失灵的委托问题必然导致失灵的代理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产权逻辑。 详见第三节的官商合谋博弈模型。 外部人控制是内部人控制的制度根源,内部人控制与外部人互为关联。 国企可供寻租的租金本质上有三:其一是剩余索取权;其二是企业股本及相关权益(国有产权) ;其三是 非市场化机会成本; 在我国,制度性寻租通道主要指政企不分的经济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的公共物品化与基于双层委托代理 契约异化的产权软约束。 4

到一个合谋的纳什均衡, 产权的重新安排则表现为租金的需求和租金的供给彼此适应的过程


:从需求角度看,当政府用行政手段去重新安排产权时,必然会诱使有关的寻租利益集团 通过寻租影响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决策;从供给方面看,政府管制收缩表明,政府作为一种利 益集团的利益同计划体制相比在不断丧失, 另一方面, 也意味着政府在重新分配产权的过程 中产生新的利益补偿②的机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政府对经济实行全面的管制,政府的 各级政府官员除了官方规定的级别待遇和地位收入外,还享有其它隐性收入或租金的利益。 但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 政府的管制领域逐渐收缩, 从而政府官员在原有体制下享受的隐 性收入逐渐丧失, 某些政府官员就会利用其次级委托者地位来谋求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利益补 偿, 故官僚集团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有一种扩大公共领域的租金偏好, 而政府利 用行政手段重新分配软预算的国有产权恰好提供了绝佳的寻租平台。 因此,随着政府行政权力在改革中的弱化,其隐性收益将逐步丧失,而改革后经济生活 迅速市场化的宏观环境又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新的权力资本化的契机和激励。 追求自身利益的 政府官员会主动利用政府在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垄断性地位和支配性权力来谋求体制转 轨中的利益补偿③,使得体制转轨中的产权寻租活动具有了双向性和互动性:一方是谋求有 利产权安排的寻租者(rent seeker)如新兴的资本利益集团; 另一方则是主动利用国有产权结构 性重组的机会为己谋利的设租者(rent setter)如由政府官员组成的权人利益集团,前者根据预 期的租金收益确定寻租投入, 后者根据自己的利益补偿预期来设定租金水平, 这种寻租和设 租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使得公共物品性质的国有产权成为新旧利益集团寻租的最佳选择。 同时我国渐进性的产权改革也为官僚集团和新兴寻租集团提供了产权寻租激励和权利 资本化的制度空间。 在权力退出和原有国有产权的重组过程中, 个人集团的经济利益与个人 集团在新的社会产权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紧密相联, 以至于谁能够利用权力分解和重组的机会 在新的产权格局下抢先占据比较有利的地位,谁就可获得一种“占先”财产支配权,并借此 “占先”权力在新的体制下获取制度租金(强势产权寻租激励) 。由于市场定价机制的不完 善和两大利益集团的寻租激励, 使得国有产权重组过程实质上变成了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对既 有的产权进行重新安排和再分配的过程, 在国有产权重组过程中, 政府重新界定和分配产权 既不是采取完全正式的法律形式, 也很少采取规范的市场交易形式, 而是采取行政手段重新 配置国有产权达到寻租性市场出清④。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的寻租性腐败机理:基于效用理论的合谋博弈模型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的寻租性腐败机理: 机理 现阶段产权寻租性腐败已成为我国腐败现象中的主体,本节通过对产权寻租性腐败⑤的 二大主体国有产权的代理者政府 (寻求利益补偿的权人利益集团) 以及国有产权的寻租者 (寻 租利益集团)的效用函数进行分析,建立起基于各自效用的合谋博弈模型⑥。

① ② ③







见李平: 《寻租活动与产权制度变迁的渐进性》《经济学家》 , ,1995, 。 (3) 政府是由具有个人利益偏好的政府官员所构成,租金偏好和利益补偿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 渐进性的产权改革和市场化产权交易机制的欠缺使得权人利益集团的产权寻租性激励逐渐从隐形化走向 显形化。 由于权利租金、权利资本化倾向和租金市场化的共生效应,租金的大小取决于一项产权的“市场价格” 和“政府价格”之差,因此共谋者设法隐藏信息,增大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度,这样委托人得到 的信息是代理人(共谋者)按照自身利益或意愿篡改过的、伪造过的信息,从而达到权人利益集团和商 人寻租利益集团效用最大化的隐藏信息纳什均衡。 诱致产权寻租性腐败的三大利益主体:初始委托方-国有产权终极所有者即全体社会公民(弱势利益集 团及所有者虚位) ;代理方-国有产权使用者(权人利益集团) ,他们的代表是政府官员;寻租者即对国 有产权以寻租方式获取的需求者(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新兴资本集团) 。 在国有资产交易重组过程中,全体公民(假设其总人数为 n, n → ∞ )委托政府官员进行管理监督,政 府官员作为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再委托国有企业经理进行实际操作。 5

① 假设 1:公民作为最初委托人,其效用函数 ?1 为: :

?1 = ?

? V ? W ? C,如果公民对官员进行监督及审查; ?V ? W ,如果公民不对官员进行监督及审查;

(3)

其中:V 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实际成交价值; W 为国家向政府官员支付的工资,在实际情况中,它一般为一个常数; C 为公民为监督审查政府官员在国有资产交易重组过程中是否有与企业经理进行合谋 所付出的总成本。 公民追求个人效用 ?1 最大化。 假设 2:政府官员作为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 : 人,其效用函数 ? 2 为:

?2 (V , M , e) = ? ( x) = ?

? ? [W + tV ? e(V , ξ )] , 如果官员没有与企业家合谋; ? ? ? [W + M + tV ? (e(V , ξ ) ? e(V , ξ )) ],如果官员与企业家合谋; ?
(4)

其中:t 代表政府官员政治性收益(基于国有产权交易中成交价格所体现的保值增值的 政治业绩)与货币性收益之间的边际转换率, t > 0 ;

ξ 为国有资产交易重组过程中市场环境的状态变量, ξ H 表示交易过程的市场环境是有
利于企业价值的上升,即好的市场状态; ξ L 表示交易过程的市场环境是不利于企业价值的 上升即差的市场状态,且假设 p 为 ξ H 出现的概率,则 ξ L 出现的概率为 1-p; e 代表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所产生的负效用, 它是企业最终成交价值 V 与企业在交易重 组时的市场环境 ξ 的函数,即 e = e (V , ξ ) ,它满足

?e ?e ? 2e ? 2e > 0, < 0, 2 > 0, <0; ?V ?ξ ?V ?V ?ξ

V 为企业净资产,它一般也体现为国家给政府官员下达的最低企业产权成交价值;
M 为政府官员在合谋过程中得到的企业经理支付的产权交易租金, M ∈ [ 0, ∞ ) 。当 +

M = 0 时,说明政府官员在国有资产交易重组过程中没有与企业经理进行合谋。
假设 3:政府官员追求其个人效用函数 ?2 最大化,其中 ?2 (V , M , e) = ? ( x) ,它满足 :

d? d 2? > 0 , 2 < 0 , ? (0) = 0 。 dx dx
假设 4:公民作为最初委托人,对政府官员提出的行为契约 Ψ 为: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效用主要表现为其在企业交易重组过程中所得的货币收入,因此公民效用函 数 ?1 仅用货币收入来表示。 6

? ? [W + tV ? e(V , ξ ) ],如果 V ≥ V 且官员未被发现有合谋行为; Ψ=? 如果V < V 或官员被发现有与企业家的合谋行为; ??∞,
该份行为契约的形式为共同知识,但由于对于不同的政府官员,他们有着不同的 t,因 此对于行为契约 Ψ 的具体数值则仅为政府官员的私人信息。
① 假设 5:国有企业经理作为最终代理人,其效用函数 ?3 为: :

?3 = ?

?V,如果企业经理没有与官员合谋; ?V ? M ,如果企业经理与官员合谋;

(5)

企业经理追求个人效用 ?3 (即收入)最大化。 (一)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的博弈路径 根据动态博弈的逆向求解法,我们先在已知最初委托人向政府官员提出的任一产出-支 付组合 (V , W ) 的情况下,求解政府官员的最优策略选择路径。 1、在政府官员选择与企业经理合谋的情况下: 、在政府官员选择与企业经理合谋的情况下: 政府官员根据自身效用,在其与国有企业经理的合谋谈判过程中提出一份产出-支付组 合 (V , M ) 。该组合的经济意义是:当企业经理对政府官员支付的货币性租金大于或等于 M 时, 政府官员选择在国有资产交易重组过程中与企业经理合谋, 否则政府官员选择廉洁行事。 此时对于任一企业经理,政府官员面临的问题是:

max ? [ M ? t (V ? V ) ? (e(V , ξ ) ? e(V , ξ ))]
V ,M

(6)

s.t. (V ? V ) ? M ≥ u 其中, u 为企业经理的保留效用。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L(V , M , λ ) = ? [ M ? t (V ? V ) ? (e(V , ξ ) ? e(V , ξ ) ] + λ [ (V ? V ) ? M ? u ]
由基本假设可知,函数 L(V , M , λ ) 是 V、M 的凹函数,且 V > 0, M > 0 ,则相应的库 恩-塔克条件为:

?L d ? ? ?e = ? ?t ? ?V dx ? ?V
?L d ? = ?λ = 0 ?M dx

? ?+λ = 0 ?

(7)

(8)

λ ≥ 0,λ ?(V ? V ) ? M ? u ? = 0 ? ?

(9)

命题Ⅰ: 命题Ⅰ 政府官员政治性收益 (基于国有产权交易价格保值增值的政治性绩效评价体系, 企业产权交易价格越高,其政绩越明显)与其货币性收益之间的边际转换率(t)与政府官 员决策和影响国有产权转让交易价格的边际努力程度( 证明:先证 λ > 0 。

?e )互补。 ?V



在这时,我们假定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效用主要表现为其在企业交易重组过程中所得的货币收入。 7

反证法:若 λ = 0 ,则由(8)可知: ∴λ > 0 。 则由(9)可得: (V ? V ) ? M = u 由(8)式可得:

d? d? = 0 。显然与假设 > 0 矛盾。 dx dx

此外,根据 Newton-Leibniz 公式有: e(V , ξ ) ? e(V , ξ ) ≈ (1 ? t )(V ? V ) 。 由此可以推断,在 t 值越大时,政府官员在国有产权交易过程中基于交易价格保值增值 的政治收益越大,政府官员的寻租激励越小,且由于

d? ?e (1 ? t ? )=0 dx ?V ?e ∴ + t = 1。 ?V

d? = λ ,代入(7)式可得: dx

?e 和 t 互补,导致官员合谋寻租的边 ?V

际努力程度越低,寻租者需要支付更高的租金才能推动官员的寻租激励冲动。 命题Ⅱ:无论在怎样的市场状态下,政府官员要求的效用水平相同,因此政府官员在市 命题Ⅱ 场环境较差时向企业经理所要求的合谋的产权交易租金会高于市场环境较好时的要求。 证明:∵由前例可知: λ ≠ 0 , ∴由(8)式可得:

d? = λ 为一常数。 dx

d 2? 又∵ < 0 ,则有: dx 2
xH = M H ? t (V ? ? V ) ? ?e(V ? , ξ H ) ? e(V , ξ H ) ? = M L ? t (V ? ? V ) ? ?e(V ? , ξ L ) ? e(V , ξ L ) ? = xL ? ? ? ?
(10) 又∵

d? = λ > 0 则有: dx

? M H ? t (V ? ? V ) ? ? e(V ? , ξ H ) ? e(V , ξ H ) ? = ? M L ? t (V ? ? V ) ? ? e(V ? , ξ L ) ? e(V , ξ L ) ? ? ? ? ?

{

} {

}

? ( xH ) = ? ( xL )
即无论在怎样的市场状态下,政府官员要求的效用水平相同。

d 2? ∵ < 0 ,且根据 Newton-Leibniz 公式,则有: dx 2

?e(V ? , ξ H ) ? e(V , ξ H ) ? ? ? e(V ? , ξ L ) ? e(V , ξ L ) ? ? ? ? ? =
ξH V ? ξL V

∫∫

? 2e dVd ξ ?ξ?V

<0

8

∴ ? e(V , ξ H ) ? e(V , ξ H ) ? < ? e(V , ξ L ) ? e(V , ξ L ) ? ? ? ? ?
? ?

(11)

将(11)式代入(10)式中,则有:

MH < ML
即政府官员在市场环境较差时所要求的产权交易租金会高于市场环境较好时的要求, 基 于政府官员对市场环境的适应性预期, 在官商合谋国有产权过程中, 政府官员往往处于产权 寻租性腐败的主导地位。 2、在政府官员选择不与企业经理合谋的情况下: 、在政府官员选择不与企业经理合谋的情况下: 此时政府官员作为一个公正的中间人,面临的最优化约束条件为:

maxV (或者 maxV ? W )
?

s.t. ? [W + tV ? e(V , ξ ) ] ≥ u ?

其中, u 为政府官员参与委托代理行为的保留效用。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L(V , λ ) = V + λ {? [W + tV ? e(V , ξ )] ? u ? }
由基本假设可知,函数 L(V , λ ) 是 V 的凹函数,且 V > 0 ,则相应的库恩-塔克条件为:

?L d? ?e = 1+ λ (t ? )=0 ?V dx ?V

(12)

λ ≥ 0, λ {? [W + tV ? e(V , ξ ) ] ? u ? } = 0

(13)

(二)基于国有产权软约束契约的官商合谋博弈均衡解 命题Ⅲ: 命题Ⅲ 在当前公民 (国家) 为政府官员提供的行为契约下, 即使是在不合谋的情况下, 政府官员无论在怎样的市场状态下, 都会让产权交易价格保持在低水平, 没有实现高产权交 易价格的激励相容约束。 证明:先证 λ > 0 。 反证法:若 λ = 0 ,则(9)式不成立,∴ λ > 0 。 则由(13)可得: ? [W + tV ? e(V , ξ ) ] = u
?

Q λ ≠ 0 ,且由基本假设可知:
∴由(12)式可推出: t <

?e ?V

d? ?e >0且 > 0, dx ?V

根据 Newton-Leibniz 公式可得: t (VH ? VL ) < e(VH , ξ ) ? e(VL , ξ ) 。则有:

W + tVH ? e(VH , ξ H ) < W + tVL ? e(VL , ξ H ) W + tVH ? e(VH , ξ H ) > W + tVL ? e(VL , ξ L )
又∵

d? > 0 ,则有: dx

9

? [W + tVH ? e(VH , ξ H )] < ? [W + tVL ? e(VL , ξ H )] ? [W + tVH ? e(VH , ξ H )] > ? [W + tVL ? e(VL , ξ L ) ]
接着来分析公民作为最初委托人的最优化问题解, 此时它为政府官员提供的参与约束条 件(IR)为:

? [W + tV ? e(V , ξ ) ] ≥ u ?
根据命题Ⅳ可以得出相应的使政府官员不与企业经理合谋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IC) 为:

p ? [W + tVL ? e(VL , ξ H ) ] + (1 ? p ) ? [W + tVL ? e(VL , ξ L )] ≥

p ? [W + M + tVL ? e(VH , ξ H ) ] + (1 ? p ) ? [W + M + tVL ? e(VH , ξ L )]

(14)

命题Ⅳ 命题Ⅳ:作为最初委托人,公民在现行的行为契约 Ψ 下向政府官员提出的支付-产出组 合无法给政府官员提供不合谋的行为激励。 证明:根据基本假设有

d? > 0 ,将(14)式移项整理可得: dx

p ? {M ? [ e(VH , ξ H ) ? e(VL , ξ H )]} + (1 ? p ) ? {M ? [ e(VH , ξ L ) ? e(VL , ξ L ) ]} ≤ 0 (15)
根据(6)式可知 M > e(VH , ξ H ) ? e(VL , ξ H ) 且 M > e(VH , ξ L ) ? e(VL , ξ L ) , 又由基本假设有: ? ( 0 ) = 0 , ∴ p ? M ? [ e(VH , ξ H ) ? e(VL , ξ H ) ] + (1 ? p ) ? M ? [ e(VH , ξ L ) ? e(VL , ξ L ) ] > 0 即(15)式不成立,因此(14)不成立,由于软约束机制、国企经理人员的固定工薪制 和强大的体制性寻租激励,国有产权委托代理契约激励相容约束条件(IC)不成立,国有产 权契约无法提供政府官员和国企经理不合谋的激励约束相容机制, 由政府官员代表的权人利


{

}

{

}

益集团和和国企经理人员 必然通过寻租腐败寻求国有产权的重新瓜分。 四、国有产权寻租性腐败的自增强机制 (一)产权软约束的体制困境——持续的寻租激励 产权软约束的体制困境 持续的寻租激励 高效的制度安排应该向社会提供一种正向激励机制, 正向激励机制能使个人从事生产性 努力的私人边际收益率接近于社会边际收益率, 而低效制度安排鼓励的反而是分配性努力即 寻租②。在政府实施外部人控制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国有产权的公共物品性使之成为一个多 重寻租场, 双层委托代理契约由于产权软约束的制度漏洞和权人利益集团的利益补偿需求而 失灵, 进一步强化了官商合谋实施产权寻租性腐败的道德风险和寻租性分配努力机制。 官商 合谋的寻租行为导致各经济主体生产性努力水平下降形成寻租比较优势, 而过多的非生产性 寻租活动会产生极大的负外部性: 一是寻租膨胀和寻租学习效应; 二是寻租活动施加给生产 性活动更多的税收,减少对生产性活动的激励;三是寻租比较优势强化,技术进步和经济陷 入停滞。 这些负外部性由于在产权软约束的体制困境下, 通过持续的寻租激励而演化成寻租 的棘轮效应并不断地自增强。




基于模型的简化, 该寻租合作博弈模型没有讨论作为新兴资本集团的民营企业主作为寻租主体的博弈过 程,事实上民营企业主有时和国企经理人员耦合成一个寻租利益主体,有时单独作为寻租利益主体,国 企经理人员则演化为权人利益集团的附庸,期寻租性腐败的博弈过程和制度机理是相同的。 产权软约束的产权制度导致了大量的产权寻租性分配努力。 10

(二)腐败适应性预期与产权寻租性腐败自增强机制 国有产权寻租性腐败市场中的自增强机制①,是指在腐败市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机制, 它不仅促使腐败主体的规模日益扩展,而且促使腐败报酬日益递增,其成因在于:1、腐败 行为约束条件的缺失与弱化(产权软约束) ,以及由此引致的腐败成本的边际递减,即官商 合谋生产“腐败行为”这种“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递减,大大降低了腐败市场的“进入门 槛” ;与此同时,体制转型期产权软约束和巨额的国有产权租金引发的设租与寻租行为,拓 展了政府官员的利益选择空间, 腐败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巨额利差, 激励着官商合谋进入腐败 市场。2、腐败的适应性预期,产权寻租性腐败行为的广泛存在使人们相信腐败行为还会进 一步泛滥,这种“理性预期”以及由此形成的学习效应,特别有助于诱导那些身处腐败边际 上的官商的羊群行为。3、腐败往往是权力授予者(监督者)与被授予者(政府官员)之间 博弈的结果。由于搭便车激励使得国有产权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初始监督者缺位,同 时由于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使得第二层委托代理契约中的国有资产管理局 (中 间监督者)缺乏监督激励,往往出现“监督打盹”或监督不力的现象。因此监督者缺位、寻 租性腐败适应性预期强化了产权寻租性腐败自增强机制。 (三)寻租合谋与集体腐败 产权寻租性腐败需要一个通畅的制度性寻租通道, 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保持较强的 依附与隶属关系并维持国有产权的软约束特性, 为官商之间的合谋寻租正好提供了一个制度 性的通道。 用奥尔森分利集团理论来看, 与现有国有产权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既得利益集 团——权人利益集团和寻租利益集团, 通过采取集体行动合谋瓜分国有产权, 阻止垄断租金 的扩散,并维持政府的租金偏好即塔洛克意义上的“护租”②,其寻租过程的循环累积性表 明: 产权寻租活动的两大利益集团都有继续占有和瓜分更大数量租金的偏好, 而且寻租收益 也使他们有能力去继续占有和瓜分租金, 因此两大集团以寻租为主相互依赖形成产权寻租性 腐败的共生体,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极其缓慢;另一方面真正的市场主体难以形 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市场化变迁阻力重重。 因此在官商合谋产权寻租性腐败的理性预期基础上会诱致集体腐败的产生, 所谓集体腐 败是指政府机构中的某些成员或全体成员共同利用其职权与寻租利益集团合谋腐败谋取私 利的行为。产生集体腐败行为的原因在于:政府官员的集体“谋利”需求——共担风险、共 享收益的规模经济效应, 并产生分散高额风险的协调效应。 因此将形成国有产权改革过程中 “集体寻租”的恶性循环,由设租到寻租,产生了一个贪污腐化因果联系的恶性循环圈:政 府干预产权交易市场→租金产生→寻租者寻租→租金规模扩大→政府再干预→政府再创租, 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交织, 使得国有企业这个多重寻租网络形成一个庞大的租金同盟③。 五、基本结论 初始委托者(公众)的搭便车激励和第二层委托者(政府官员)激励约束严重不对称导 致的寻租激励, 使得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契约失灵, 形成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双 重残缺④,这种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国有产权的软约束机制,加之国有资产双层委托代理中对 代理人监控机制的严重弱化,形成国有产权“公地悲剧” 。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相对 分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本质上是产权制度变迁和重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无论


② ③



见和春雷: 《腐败的自增强机制:经济分析与制度约束》《当代经济科学》 , ,1998, 。 (4) “护租”的前提是“设租” ,而政府部门对国有产权变更的审批便是一种“设租”行为。 在围绕国有产权改革的多重寻租网络中,租金传递是通过部分让渡租金的形式实现的,每一层级都将所 获得的租金中的一部分向上或向下寻租从而实现租金的传递,寻租信息的传递在寻租过程中自发完成, 常常采取默示或默认的方式,在相互心照不宣的合作性寻租过程中,默示或默认的信息传递是一种强化 自我保护的方式和自增强的机制。 即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分离形成的产权残缺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完整形成的产权残缺。 11

是追求有利产权安排的新兴利益集团 (国企经理和民营企业主) 还是致力于谋求体制转轨期 个人利益补偿的权人利益集团(政府官员)都有极强的寻租和设租动机,而改革后迅速市场 化、 国有产权软约束的宏观环境又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新的权力资本化的契机和激励, 因此两 大利益集团通过合谋侵吞国有资产达到寻租性腐败均衡, 并由于持续性的寻租激励、 腐败适 应性预期和集体腐败机制,产权寻租性腐败的自增强机制得以强化。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曹正汉.国有企业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合谋问题:一个博弈论模型[J] .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 (4) [2]和春雷.腐败的自增强机制:经济分析与制度约束[J] .当代经济科学,1998, . (4) [3]贺卫,王浣尘.试论产权与寻租[J] .财经研究,1999, . (8) [4]华民,袁建新.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问题——“产权软约束” .世界经济文汇.1999, [J] (6) . [5]姜青舫.现代效用理论.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M] ,1990, . (3) [6]靳涛.转型与寻租[J] .经济问题探索,2002, . (8) [7]阚凯.权力寻租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 . (3) [8]李保明.效用理论与纳什均衡选择[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 (8) [9]李国平.寻租性腐败的成因及其遏制[J] .湖湘论坛,2004, . (4) [10]李平.寻租活动与产权制度变迁的渐进性[J] .经济学家,1995, . (3) [11]李英.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权力寻租[J] .社会主义研究,2001, . (3) [12]卢现祥.我国转型时期腐败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思考[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 (1) . [13] 吕金记. 转型经济中寻租性腐败的制度分析 [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 2001, . (5) [14]裴红卫.国有企业外部人控制:一个寻租视角[J] .财经问题研究,2004, . (7) [15]宋艳林.合谋:公有经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一个特殊问题[J] .市场经济研究,2002, (6) . [16]唐任伍,雷晓宁.寻租、逆向选择与国有企业改革[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03, . (1) [17] 吴菲,范晓觉.寻租活动与产权制度变迁的关系研究 [J] .经济体制改革,2002, . (6) [18]阳穆哲.腐败问题的三方决策模型——委托人、代理人与寻租者的行为分析及反腐败 政策建议[J] .经济科学,2001, . (5) [19]杨瑞龙、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J] .经 济研究,1997, . (7) [20]余立智,翁春光.试论我国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寻租[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01, (10) . [21]禹来.寻租网络与国有企业的外部人控制[J] .学术研究,2001, . (9) [22]张仁德,韩晶.国有经济腐败的委托代理因素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2003, . (3) [2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6。 [24]张延人,顾江.官僚体制中的契约与激励机制——对转轨经济中政府官员腐败的一个 新解释[J] .经济研究,2001, . (1) [25]仉建涛,王文剑.政府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定机制——对寻租腐败与代理腐败的数 理分析[J] .河南社会科学,2004, . (7) [26]赵瑞君、闫军、聂艳萍.管理层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J] .经济论坛,2003, (12) . [27]赵文华,安立仁,席酉民.一个新的委托代理问题——共谋行为[J] .西北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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