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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素材


阅读小报第一期
特立独行梁漱溟
梁漱溟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依附任何势力,也不趋新媚 时;没留过学,没上过大学;不崇拜西方也不崇拜东方??这是一个直道而行的狂士,是一个以思考为志 业的思想家,是一个重视行动的仁者。在中国人利用一切思想资源来追求个性时,粱先生已经实践了一个 世纪中国人的梦想。但遗憾的是,我们绕过了梁先生。这不是粱

先生的悲剧,而是我们浮躁社会的悲剧。 1953 年 9 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在一个公开 场合,梁漱溟被毛泽东批得一无是处。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 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 年毛泽东生日那天,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 海作为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对方的。 文革结束后, 不少人希望听到梁漱溟对毛泽东的批评, 90 岁高龄的他却说: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 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已故世了,我感 到深深的寂寞??” 这是一位世纪长者的直言。 粱先生的态度值得我们尊重, 甚至应该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走近梁先生,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给我们示范了一种在中国文化中极为稀有的 人格:我们的社会总是压抑人的个性,我们自身也会背叛曾经有过的自尊自强,转而依附,随大流。梁先 生却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自己的思考人生,在时代变迁中直道而行。 新文化运动后,西方文化支配着中国知识精英,梁漱溟却坚持自己的思考。1921 年,他发表著作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评“向西走”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他没有把中国经 典悬置起来,而是把儒、佛、西方哲学糅合在一起。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要么欠缺西方知识, 要么排斥中国经典,要么对佛教文化想当然,甚至不少人以为只有科学或西方社会学科教授的才称得上知 识。 1973 年底,全国兴起“批林批孔”运动。在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漱溟一直沉默不语。众人 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这番话引起了对他的大规模批判、l974 午 9 月, 对梁历时大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 主持人询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 梁漱溟脱口而出: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他作解释,梁漱溟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 无势。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 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澈溟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的独特曾被视为迂腐,但他并非不近人情。他一生从不坐人力车,因 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梁漱溟好布施,他自己花销少,却经常接济别人。 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唐君毅,就收到过梁漱溟托人带给他的 5 元钱。 晚年,梁漱溟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亲自书写了“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 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 有心人看出,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 所说的,1988 年 6 月 23 日,梁漱溟去世,享年 95 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 息!”

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
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 年,他 23 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 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听者踊跃,除一 般学生外,还有四五十岁的前辈,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 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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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他生前曾在许多文章或演讲中 明确表态。1930 年,他在题为《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文章中写道:“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为我是 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 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发 现问题——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现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 从而有行动发出来。” 此时,梁漱溟不足 40 岁,他的后半生,依然没有变。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 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 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 身心进于自觉、 自主, 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所变化和提高, 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修养实践上。 把 “四书五经” 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 1924 年夏天, 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 此后, 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 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 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又说,我“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 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而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 生实践”之路。 他在 1924 年(31 岁)辞去北大教职后,先用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 办学和考察。自 1931 年起,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他的长子梁培宽这 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没有水电, 我们生活在那里, 吃的是井水, 点的是油灯。 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 ” 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说:“1931 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 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 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抗战的爆发,让梁 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1938 年 1 月,梁漱 溟访问延安, 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 1939 年 2 月, 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 与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陈光、彭雪枫等都进行了会晤。1940 年底,梁漱溟与黄炎 培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促成两党的团结,以求抗战的最后 胜利。 30 岁到 50 岁,被视为生命的黄金时期。而梁漱溟从 31 岁退出北大后,二十余年间奔走于社会,他参 与的所有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无疑都属于在儒家大义指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自这个意义上看, 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 (选自《中华读书报》)

阅读小报第二期
我的父亲冯友兰
用口授方式,完成 150 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 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1980 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 已是 85 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 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 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自 1915 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从没有离开过哲学。 父亲的哲学也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 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他的“所以迹”。经过多少折腾、 磨难,初衷不改,他的最后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仍写着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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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仍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父亲最后 10 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渐渐有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对论 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三十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 了独到的见解,还认为人类的将来必定会“仇必和而解”,都说出了他自己要说的话,一点一滴,一字一 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 150 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 的书么?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 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 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 “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 他的执著, 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 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 不能站立, 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 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 “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父亲的执著顽强,那春蚕到死,蜡炬成灰,薪尽火传的精神,后面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另一面。一 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有这样 的互补,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 父亲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谆谆教诲,不要为一点轻易取得的浮名得意,在寂静中也许会有更 好的音乐。

大学校长罗家伦
①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28 年 8 月,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 长。 ②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 世人首推梅贻琦。 梅氏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清华, 厥功甚伟, 功不可没。 但对清华做过奠基工程的罗家伦,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台湾清华大学校史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 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 条康庄大道。” ⑤罗家伦如果发现自己有做得欠妥的地方,马上纠偏。他刚到清华,不重视体育,把体育部主任马约 翰降职降薪。不久,马约翰率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 区足球赛,得了冠军。回校时,全校同学燃放 爆竹,热烈欢迎,把马约翰从校西门一直抬到校内。罗家伦立即将马约翰提为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 还送他一只银杯作纪念。 ⑥在招生上,罗家伦开创了在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他操办此事有点“独断专行”,只在学校拟定的 招生简章上加上“男女兼收”四个字,一开学就招了十五 位女生;而如果事先呈报大学院批准,还不知 道会推诿到什么时候。对特殊人才,他坚持破格录取,钱钟书即为一例。钱钟书说“我数学考得不及格, 但国文及英语 还可以??蒙他特准而入学”。这两位年龄相差一轮的校长和学生,后来常切磋诗词,引 为知音,成为诗坛的佳话。 ⑦罗家伦办学是有战略眼光的。为了使清华长足发展,他想筹建图书馆、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 等教学设施。到任不久,就提出动用清华基金用于六项建设,同时要求改革现行的基金管理模式,提出由 清华自己掌握清华基金。他所以耿耿于此,是因为他偶然发现外交部掌权者利用清华基金大肆中饱私囊。 面对外交部强烈的反对,罗家伦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五个月内三次向教育部提交辞呈,以“辞”抗争。他 说:“我辞职不是对黑暗势力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资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 的正规化。”一场“恶斗”后,基金回归清华,六大建设项目的款子终于落到实处。 ⑧1930 年,罗家伦黯然离开清华。在他晚年所作的《我和清华大学》中有一段自我评说:“我虽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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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清华不过两年,可是我相信我这两年中艰苦的奋斗,为清华打下了一个学术的基础。” ⑨清华大学从改制到抗日战争爆发不到十年,就培养出钱锺书、费孝通、王力、季羡林、曹禺、钱伟 长、钱三强、何泽慧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一切,难道与罗家伦的开创性贡献 没有关系吗?

阅读小报第三期
杨绛:百年美丽人生
【人物档案】
杨绛,本名杨季康,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 《干校六记》, 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 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 岁成书《走到人 生边上》。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 70 万册,是该书中译本 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

【人物透视】 《围城》的诞生
上海沦陷时期,钱锺书先生被困,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弄真成假》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 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钱锺书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 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锺书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收入便更少了。杨 绛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锺书便可以少教些 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 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锺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锺书笑,杨绛也笑,这便是钱锺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 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的诞生与杨绛 对钱锺书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素材解读
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为了丈夫的写作,为了在事业和生活上给予丈夫莫大的支持,她毅然做出承担 整个家庭的重任,遂使中国文坛有了一颗耀眼的明星。杨绛以她对人生和事业的理解,生动地诠释了什么 是无私奉献,什么是理解与支持,什么是爱与担当。

最好的纪念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锺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 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 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两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 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 2001 年 9 月建立以来,由钱锺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 200 万元。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 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这些是杨绛先生对已逝亲人最好 的纪念。

※素材解读
凭借一腔爱的血液,凭借着一颗高贵的心灵,凭借着回报社会的赤子之心,杨绛在捐助中和出版亲人 的作品中体味着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钱锺书先生的夫人、钱瑗教授的母亲,当两位最亲近的人相 继离开后,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完成女儿和丈夫的遗愿。杨绛以她的坚强与豁达所做出的一切,展 示出她爱女之心、爱夫之切以及她美丽而高尚的人格,让我们感动和景仰。

“坐”在人生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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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内心非常安宁与淡泊,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 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也非常低调,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2004 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她的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 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在作家们纷纷忙于各 地签售会时,读者却只有从一本本出版的书里瞥见杨绛的身影。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 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老旧样式的家具,始终安之若素。杨绛说:“我家没 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杨 绛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她坚持每天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 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后来年岁大了,就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 7000 步。

※素材解读
杨绛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前半句说的是淡然的 心境,后半句则描摹出那份文人的傲骨。“我和谁都不争”,就是拥有这样淡泊名利之心,杨绛“坐”在 人生边上,内心充满安宁与淡泊,过着自己想要的低调的生活,就这样,她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岁月。

【人物品读】 低调
“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 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 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 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 多的时候,这种拒绝 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 作,平平淡淡度日。

风骨
一条微博: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在多年以后,也是坚决拒绝出席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荣誉学部委员” 的颁发仪式, 多少老头子兴奋得颤颤微微去领。 他们这傲骨, 真不是一般心境能做到。 在 回答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时,杨绛说:“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意逃 跑,不愿意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 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 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和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 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 —— 杨绛

阅读小报第四期
不拘一格之黄侃
黄侃(1886.04.03-1935.10.08),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 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 1886 年 4 月 3 日生于成都。1905 年留学日本,在东京 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任教授。人称他 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 前启后人”。 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其禀性一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 傲物,任性而为,故时人有“章疯”、“黄疯”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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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 7 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 尘。席间论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 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黄侃治学 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 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 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 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 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 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 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 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 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 离。是否可以这样说,黄侃像爱母亲一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对国学的天然情感。正是因为这种情 感, 他将著述看得神圣, 他做学问非常严谨, 因为他深知“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 煮海为盐, 终无止境”。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给“黄门侍郎”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 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 非一般人能理解。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 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 益??” 黄侃“是一个有山水胜情的人”,喜欢和弟子一起游览风景名胜,游兴大发之际,吟诗抒发胸臆,能 作诗者深得他的欢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是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说:“先生好游,而颇 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 亦乐为点窜焉。”弟子与黄侃交游,获益匪浅。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 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黄侃一向为人正派,从不趋炎附势。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其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 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 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 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 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 遍,不得妄下雌黄”,发愿 50 岁后才著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 见,自成一家。 穿布衣“钉鞋”的教授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 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它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 纸包上挟着出校门。 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 见此公土气, 且携带一包东西, 便上前盘问, 并要检查纸包。 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 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 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 劝驾,但黄终未去中央大学授课。 未出版任何著作的大师 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着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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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着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黄侃去世时年仅 50 岁,虽未 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素材运用——2015 年山东高考作文片段】 剥落那些次要的瑕疵, 方能看到主要的美好。 和真正的实力相比, 缺点有时无伤大雅。 国学大师黄侃, 一生狂放不羁、性格乖张,给人留下了狂狷、孤傲、桀骜不驯的印象。然而黄侃治学非常严谨,所治诸书 皆反复校对,熟悉到随口举出篇、页、行数,但他依然不轻易为文。相比之下,那些缺点都是微不足道的 细枝末节了。我们爱的人总有我们讨厌的地方,但我们依然爱着他们。“白璧微瑕”,那些缺点,那些瑕 疵,都是美玉上的斑点,都是次要的事物,而我们所爱的、所关注的才是主要的、最洁白的“美玉”。抛 掉那些瑕疵,我们才能看到美好的本质。 素材运用亮点:国学大师黄侃的事例可谓经典,彰显文化气息和时代特色;并能联系生活术语和时代 热词“白璧微瑕”展开,令文章新鲜有力。

阅读小报第五期
何泽慧:追忆似水年华
学业在磨砺中大放异彩 1932 年何泽慧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那时的物理系,名师云集。理学院第一任院长、物 理学家叶企孙,早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等都在此任教。 那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收了 28 名学生,其中有十位是女生。但由于受到传统偏见的影响,教 授们认为女生学物理难以学有所成,于是纷纷劝她们转系。然而,生性倔强的何泽慧不仅坚持到了最后, 而且还以毕业论文全班最高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那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十位毕业生之一。 爱情在战火中开花结果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钱三强的毕业论文与何泽慧一样,获得全班最高分。他与何泽慧被物理系的同学 称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然而,何泽慧与钱三强自清华毕业后,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求学道路:何泽慧去了德国,钱三强则考到 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跟随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但是战火并没有阻隔两位年轻人的感情,他们经常 通过书信往来,诉说对彼此的爱意。终于,1945 年二战结束,世界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钱三强与何泽慧两 个年轻人的爱情也开花结果。 理想在报国征程中实现 与钱三强结婚后,已经在德国做过两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顺利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与钱三强 成为同事。在 1946 年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钱三强在一位英国学者投影的原子核裂变一分为二的 照片中发现,原子核裂变除一分为二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裂变方式。 此后他与何泽慧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 年初, 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约里奥·居里先生称这是二战后物理学上一 项最有意义的工作。当时很多媒体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正处于事业颠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会继续留在法国时,他们决定回到自己 的祖国。

何泽慧:为什么如此低调?
何泽慧,她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 18 岁时, 何泽慧考入清华大学,26 岁时,她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成功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钱三 强当时考到了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 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 几年后, 何泽慧也去了钱三强的实验室, 与钱一起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又独自发现了铀核的四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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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项发现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因为三分裂出现的概率是三百分之一,四分裂出现的概 率是万分之一。何泽慧因此也被赞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位首先发现了正负电子碰撞现象的大名鼎鼎的女科学家,无论在工作中还 是生活中都是一个低调的老太太。 她的低调源自她的淡泊名利 在筹建“两弹一星”团队时,人选名单里原本有何泽慧,但因为她是钱三强的家人,又是女性,最终 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但她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氢弹研发时,一个重要的数据,便是 她带人在实验室完成了验证。 1994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大辞典》,可这部大辞典的第六集“物理学”部分, 竟没有何泽慧的名字——她的传记出现在了书中最后。从编者的特别说明中,人们才知晓:“此篇传记虽 早已约稿,但因何泽慧本人谦让不同意立传,后在本书编辑组一再要求和催促下,作者才着手撰写并于全 书付印前交稿。因全书页码已定,不便插入相应学科,故补排在最后。” 她的低调还源自她的淡定自若 在何泽慧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说,86 岁时,何先生每周还要坚持几次到高能物理所上班。晚了就从食 堂买几个包子、馒头带回去吃,渴了就喝点白开水。她家住在中关村,所里想派车接送,但她坚决不要, 还是挤公共汽车。居家生活中,何先生也经常会一个人坐公交车去买菜。她就像一个普通老太太,让你感 觉不到大科学家的派头。 她的生活一丁点儿也不讲究,书桌上的镇纸是老人自己捡来的鹅卵石。在人们 都开始用名牌武装到牙齿的时代,老人依旧提着一个人造革书包,那书包带子已经断了,用绳子系着,革 裂开了,用针线缝了起来。她的衣服上还有补丁,脚穿老式解放鞋。女儿钱民协说:“我妈这一辈子不讲 吃、不讲穿、不讲住,从来不计较什么条件。” 她的低调更源自她的宠辱不惊 1967 年,氢弹爆炸成功;1968 年,由于“文革”何泽慧和钱三强被下放到陕西的一个干校。何泽慧 负责敲钟,敲得很精准,时间甚至可以用来对表。钱三强认为在干校是浪费时间,很焦躁,何泽慧却很豁 达:“着什么急,听天由命吧。” 于是,我们不能不猜想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女科学家有着怎样强大的内心世界?成功人士在逆境中也 难免“一声叹息”,在高位或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则常常会不自觉地傲视天下,目空一切,自己把身段架 得很高, 自然也就很难低调做人。 尤其在时下这个追名逐利的浮夸年代——君不见, 有些一向喜欢耍大牌、 出风头的明星只有为了票房,才肯放下身段,低调行事,比如偶尔也会谦恭有加地配合媒体宣传;而嫌贫 爱富、高门槛的豪华饭店老板只是为了盈利才不得不放下身段,向低端消费者敞开一道门缝??原本为了 自己获得更多利益或满足自己的虚荣才肯勉强作秀低调,这是俗人们的处世哲学。 而对满头白发的何泽慧而言,放下身段,低调做人却是她内心自然而然的选择。星云大师曾言,所谓 放下身段,其实是“要将傲慢、骄瞋、嫉妒、怨恨等不善的念头与不好的情绪,都要能放下”。什么样的 人才能放下一切杂念?只有心底纯净的人,才能“放得下、提得起”;只有灵魂安放的人才能真正低调做 人。

阅读小报第六期
狂放疯痴章太炎
【人物简介】
章太炎(1869 年 1 月 12 日-1936 年),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 兰室主人”等。汉族,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 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从 1897 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 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其后一直在为中国革命而努力,直到 1917 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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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 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恨日本 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 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 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 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一生著作颇多,约有 400 余万字。

【人物事略】 1、 学识渊博的章太炎
章太炎曾在晚清时与 《新世纪报》 吴稚晖等人争论汉字前途, 反对在中国采用“万国新语” (世界语) 。 乃依篆书创造记音字母,作为汉字初学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汉字。民国三年,由其弟子钱玄同、许寿裳、 周树人促成教育部通过,作为国语注音符号,即今日仍在台湾通用之注音符号前身。章太炎也精通医学, 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 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也说过:“我的学问不是经学第一,也 不是史学第一,而是医学第一。”

2、“疯子”章太炎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龙泉寺, 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 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 500 元, 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他请安三次,清晨 9 时一次、 下午 3 时一次、晚上 9 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1915 年章太炎被袁世凯 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 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 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老袁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3、狂放章太炎
章太炎年轻时曾是江南大学问家俞樾的得意门生。他参加过上海强学会,赞成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 败后,转向反满的“种族革命”。他去看望老师俞樾,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俞樾却大骂他不忠不孝。为 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章太炎公开声明,跟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他狂妄地既不忠于朝廷、又不尊重 师长,这在当时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章太炎因为“嬉笑怒骂皆为文章”,曾忍受被杖之辱。庚子义和团 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鉴于章太炎古文造诣,聘为主笔。然而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 的《排满论》。 《正学报》总办梁鼎芬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 请捉章太炎,按律治罪。

4、民国之祢衡
章太炎首如飞蓬,衣衫褴褛,不拘小节,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风。章太炎言论爱走极端,看着谁 恶心了,不顺眼了,想骂就骂,想吼就吼,想咒就咒。管你是什么“狗屁皇帝”,还是什么“猫腻总统”。 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持论偏激,行为怪诞,又不愧为“民国之祢衡”。但又一方面,他 也算准了,自己盛名盖世,社会影响非同小可。杀一国士的恶名,谁担当得起?清末骂光绪皇帝小儿,这 着棋似险而不险;民国初年骂袁世凯,袁自命天下英雄,不敢公然学曹操来杀章太炎。所以他有恃无恐。 章太炎是一大手笔,就连袁世凯派去软禁他的爪牙都懂得:“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太炎一 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也。”

5、北上见张学良
东北失守,华北垂危,上海吃紧,中华民族有亡国之危,章太炎再也坐不住书斋了,他毅然决定北上 见张学良,凭着他元老的身份和与张学良多年的交情,代东南民众呼吁张学良出兵抗日。1932 年 2 月 23 日,章太炎先生动身北上,这时“一·二八”战火未熄,北上火车尚未通行,他迫不及待,拖着六十五岁 多病之躯,冒着吴淞口纷飞之炮火,坐船前往青岛,然后改乘火车扺北京。当时记者访问了章太炎先生, 询问北上之意和对时局的看法。 他回答道: “此次来平, 将分访张汉卿、 吴子玉诸氏”, “对日本之侵略, 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章太炎先生见到张学良,将一肚子火泄了出来。他对着张学良将 军“大声疾呼,声震屋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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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书痴章太炎
太炎先生从小就爱读书,读书时,不管妈妈和人搓麻将的声音如何吵,都能在喧闹声中不受影响,在 油灯下专心致志地读书,仍读得津津有味、旁若无人。深秋的一个傍晚,太炎先生在天井中专心致志地读 书,气温转冷,其嫂叫他去穿一件衣服再读,免得冻着。太炎先生便进屋去穿了件衣裳,仍出来,到天井 中借光读书。一会,众人见到,都笑得前仰后合。太炎先生被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茫然问道:“你 们为什么大笑?”众人指指他穿的衣裳,太炎先生低头一看,原来他穿了一件嫂子的花衣裳。

7、最后的文字和言论
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使蒋介石大伤脑筋,事实证明,谩骂、威胁、直至通缉,对这位不屈的老人都是无 效的,杀害则是连袁世凯都不愿冒的大不韪;于是蒋介石派章太炎先生的老友丁惟汾——中执委秘书长, 借探望为名,给章太炎先生送去了一万元“疗疾费”,欲封其嘴。结果章太炎公开登报宣布作为“讲习会 基金”,用以办学,奖励学子,而“肆言照旧”。以后无论欲聘他任“国史馆长”、“政府高等顾问”、 “粤海书院院长”,都被他拒绝了。 章太炎先生于 1936 年 6 月 14 日因病与世长辞。他没有看到抗战的 最后胜利, 带着忧虑离开了人间, 临终“曾草遗嘱, 其言曰: ‘设有异族入主中夏, 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 遗嘱止此二语, 而语不及私”。 他曾希望死后傍民族英雄张苍水而葬, 与英雄地下为邻, 期待最后的胜利。

阅读小报第七期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人物名片
刘文典,生于 1889 年,卒于 1958 年,字叔雅,中国文学史家,民国大学者。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下,刘文典 1913 年赴日求学,1916 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 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作有《淮南鸿烈解》 、 《庄子补正》 、 《三余杂记》等。 在民国学人中,刘文典的狂生掌故,常为人们奉为佳话。但是在狂与傲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刘文典 对待世事人情的无虚伪、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是对学术的承担,是独立之精神,是自由之思想。

经典看点 1.“替庄子跑警报”
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曰“跑警报”。一日, 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 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 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这时, 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 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 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 ,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 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 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活学活用
时人谓刘文典狂,其实没有厚实的成就,再狂也只是无根浮萍,也不免流于洛下书生咏、魏市人石发 式的东施效颦。刘文典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便是其任性啸咏的浑厚底气,也恰恰是 他狂的所在。也恰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刘文典的“狂”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 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 我不在, 这门学科就没了! 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 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 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像这样的以生命承担的学术,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自有一种精神,这就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适用话题】学术与生命;我为学术“狂”;担当的分量;轻薄与厚重?? 2.“择时讲月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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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 、 《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 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 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课,一高兴讲到 5 点 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 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届时,在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 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 ,“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活学活用
西南联大存于战火纷飞之际,刘文典等学者们身处逆境,然弦歌不断,风雅不减。梅贻琦说:“所谓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观刘文典的月下课堂,便知大师的课堂为何风貌。不由地 想起孔子与弟子的那幅春归图:“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 而归。”刘文典用他的浪漫情怀,用他对学术的痴情,为他的学生们在那段艰难岁月里营造诗意的课堂, 怎能不说是千古绝唱!

【适用话题】大师的课堂;真名士自风流;随性与本性;特立独行?? 3.“大学不是衙门”
1928 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 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 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 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 席”,扫了蒋的颜面。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 不买账:“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蒋介石岂 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 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活学活用
痛斥蒋介石,刘文典一骂成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那种藐视权贵的狂气和坚持人格独立的 硬气,这种“狂”其实是一种气节。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贵在“气节”二字。

【适用话题】贵在气节;独立的精神;人格与尊严??

阅读小报第八期
中国古汉语大师王力孤独而尊严的一生
1984 年的春天,84 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 《古汉语字典》。计划中的字典 120 万言,鸿篇巨制。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 半个世纪,而他已垂垂老矣。这位 84 岁的中国语言学的奇才,那年春天开始,早上 8 点研墨,每天连续 伏案 8 到 10 小时,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 3000 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迈进。

如蚁负山,背着为中国语言学打基础的使命
为这个民族想一点问题,出一点主意,做一点事,王力把这三个一点做了一生。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做 那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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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到北大后即开始了汉语史研究。但他清楚,“两千年不曾关心的事,一个早上是赶不出来的”, “在这种筚路蓝缕的情况下, 要写一部像样的汉语史, 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和集体的力量。 像我这样写法, 真是如蚁负山,太不量力了。” 王力如蚁负山,背着为中国语言学打基础的使命。针对文科大学生研读古文能力的退化,汉字典籍中 的传统文化讯息面临传承的阻断,王力应高教部之命主持编撰了《古代汉语》。对于古汉语的贡献,除去 法国留学的时间,在 50 多年里,王力除了站讲台便是伏案读写。他说:“我们天天说话,但是对于许多 语言现象习而不察,讲不出一个道理来,一旦从科学研究中获得解决,此中的乐趣,不是一般人们所能体 会到的。”

留学法国,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 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 7 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 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 但读书不辍。 夜晚无油点灯, 每天就着月光读书。 书读了很多, 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4 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 120 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 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 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1926 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 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 “我原来爱好文学, 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 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 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 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 他认为王力的文章 “翻译得雅, 文笔非常好” , 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王力于 1932 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 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 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 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 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王力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 “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 都不是很理想, 比如 《辞源》 、 《辞海》 , 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 1930 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 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 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 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 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 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 两个月的跋涉, 王力一家到长沙。 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 几乎无书可读。 1937 年 10 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 悟到, 《红楼梦》 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 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 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 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在采访中谈到了王力买书 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 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 有用词造句的规律, 一个个的做卡片, 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 突破了 《马氏文通》 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 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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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 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 王力白天备课授课, 晚上写作。 点不起煤油灯, 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 80 岁时,这艰难的时 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 5 年, 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 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 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 说,“这 3 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 20 世纪 40 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 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文革”时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 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前 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 研究生。 但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 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 到批判。这位 60 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 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 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 《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 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 大框架。最后在他 84 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 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 7 年的时间。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在采访中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 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 25 岁学英语,27 岁学法语,到了 50 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 80 岁的时候他还听 日语的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 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 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 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1954 年进入北大 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 他已经是 83 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 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 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 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 “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的演讲。5000 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 12000 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 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 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 12000 多人听,中国 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 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 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 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 他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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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 10 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 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 严”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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