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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论文亲子分离论文动态生命历程论文


留守儿童论文亲子分离论文动态生命历程论文

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留守儿童 摘 要:当前研究关于留守儿童和亲子分离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截 面静态、共时态和结构性的,忽略了留守儿童及其农民工父母的动态 生命历程,尤其是父母流动和儿童自身流动这两个更为复杂的维度。 将这两个维度纳入到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之中, 意味着留守儿童研究 的对象、问题及其分析思路都需要改变。 因而

引入动态生命历程视角对于考察留守儿童与亲子分离的关 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克服静态的定量调查及其分析所面临的桎 梏。在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呈现一种“反埃里克 森定律”的现象,应引起学界乃至社会的高度关注。 关键词: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动态生命历程; “反埃里克森定 律” 一、留守儿童与亲子分离:基于动态生命历程的重新认识 留守儿童问题的本质就是亲子分离, 即农民工家庭父母与子女长 期分开居住生活。而不管是留守儿童还是亲子分离,都是需要进一步 厘清的事实与概念。虽然学界目前对留守儿童的认识存在不同定义, 但总的来看,诸多对“留守”的不同界定至少共享了三点基本共识: 其一,定义对象居住在农村地区,属于农村户籍;其二,定义对象父 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或经商;其三,在定义对象的身上发生了亲子 分离事件,他们在一定时间内——这里的“时间”在不同的研究中显 现出差异——没有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①

上述三点共识在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实际调查和研究中其实并 不构成一个完善的可操作性定义。 因为凭此三个基本要素不能确定谁 是留守儿童而谁不是,也不能穷尽所有类型、属于事实范畴的留守儿 童。 在目前具体的经验研究中, 研究者所面对和处理的是当时那些处 于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的农村儿童。这也就是说,目前研究只考 虑了父亲和/或母亲外出、儿童留在老家的情况,而忽略了儿童自身 及其农民工父母的动态生命历程, 即对父母流动和儿童自身流动这两 个复杂维度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来理解 和定义留守儿童, 当前研究关于留守儿童和亲子分离的界定基本上都 是截面静态、共时态和结构性的,这应该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已有研究早已发现, 农民工实际上一直处于不断漂泊和频繁流动 的生活状态中。②笔者关于流动儿童的调查也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子 女也处于经常性地在“老家—城市”之间的往返流动中,流动是流动 儿童的一种基本生活状态。由此,二者的流动意味着留守儿童的“身 份”及其状态仅仅只是他们生命历程中某一时段的属性。 事实上,在父母流动与儿童流动的交互机制下, “留守”“流动” 、 和“非留守”之间反复的“身份”转化,是相当一部分农村儿童的生 存境遇。我们以进入城市和返回(留守)农村作为两大行动范畴,通 过区分父母行动(将父母视为统一行动的整体)和儿童行动,可以得 到四种类型的农村儿童(见图 1) 。 我们将这四种类型的农村儿童分别以字母 a、b、c、d 来代替。

可以看出,除了 d 类儿童基本上没有受到关注以外,其他三类儿童都 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 在一般的流动儿童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仅关注 a 类流动儿童,很 少注意到 b 类和 c 类儿童。而在通常的留守儿童研究中,研究者也往 往集中关注处于静态结构中的 b 类儿童,忽视了 a 类和 c 类儿童。事 实上,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曾经有过留守的经历。反过来,我们所研 究的留守儿童也有相当一部分有流动的经历。有项调查发现,约一半 左右的农村留守儿童有过随父母流动的经历。③ 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a、b、c 三类儿童之间都存 在着身份上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我们在图中用三组双向箭头表示他们 之间的转化。从儿童的转化轨迹和方向来看,存在由 a 转为 b、b 转 为 c、c 转为 a、a 转为 c、c 转为 b、b 转为 a 这六种可能性。在家庭 境遇和家庭决策等因素的作用下, 父母或儿童中任何一方如果发生流 动, 儿童便会经历这六种转化中的某种情况, 从而改变自身的 “身份” 。 另外, 宏观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会在整体上影响留守儿童的身份转 换。譬如,金融危机或大批工厂倒闭导致许多农民工举家返乡,从而 使大量原本居住在城市的 a 类流动儿童变为 c 类非留守儿童, 大量的 b 类留守儿童也因此转变为非留守儿童。从这个角度来看,留守儿童 并不是静态而凝固的。我们很难说留守儿童是客观存在的固定对象, 而只能认为留守和亲子分离是农村儿童的一种即时性、 阶段性的生活 状态和生命经历。 所以, 一旦从动态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待留守儿童, 我们无法对留守儿童的规模进行精确测量, 因为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流

动性特征决定了留守儿童始终会是一个动态的群体规模。 只有对儿童 的流动与留守经历进行细致考察, 才有可能辨别出体现在留守儿童身 上的问题哪些是由亲子分离造成的独特问题而哪些又是亲子分离以 外的其他变量所造成并存在于所有农村儿童身上的普遍性问题。 这里 图 1 中 d 类儿童的情况是父母在农村而他们独自进入了城市。 这类情 况不属于留守儿童研究的范畴, 在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研究中很难受到 关注。 以上所述关于儿童身份转化的复杂事实不仅给我们界定留守儿 童提出了难题和挑战,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留守儿童和亲子分离 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父母的流动,而且要考察儿童自身的流动。只有 兼顾父母和子女的流动轨迹, 才能完整地呈现儿童在其整个生命历程 中的流动和留守经历及其对他们生活、 学习和个性素养等各方面的影 响。 就留守儿童自身流动而言,它会带来复杂的亲子分离状况。而儿 童自身的多种经历和复杂的亲子分离状况, 或有可能是导致留守儿童 某些特殊问题的真正缘由。 就父母这一维度而言, 考察亲子分离的模式还需要对父母这一维 度进行再次区分,将父亲和母亲的行动分别加以考察。除了图 1 中父 母统一行动(同时进城或同时返乡)的范畴,还必须增加父亲进城母 亲留守与父亲留守母亲进城这两类行动范畴。如此,农村儿童便相应 地变成了八种类型, 他们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分离也相应地具有八种模 式。所以,从生命历程的流动角度对亲子分离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我们发现,亲子分离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足够复杂。在具体研究中,我 们还要考察亲子分离的其他重要维度, 这至少应包含亲子分离的形式 (与谁分离) 、时间、空间、亲子联系和分离时机等等各个层面。因 此, 亲子分离本身既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事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父 母与子女的分离这一静态事实,同时也是具有丰富蕴涵的理论概念。 动态生命历程视角在留守儿童研究的对象和思路上意味着, 研究 有必要采取一个动态化的概念范畴, 将留守儿童放在一个历时态的生 命过程中去加以看待和考察。 虽然农村儿童在接受调查时属于父母都 在家照顾其生活的非留守儿童,但如果他们曾有过留守经历,也应属 于研究的对象。而完全没有过留守经历的儿童,研究也要将其作为留 守儿童的参照群体。唯有如此,才能更全面、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哪些 问题是留守儿童所独有的。 二、多种“身份”的相互转化:具体案例 2010 年 6 月,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从整体上对农村儿童自身的流 动问题进行了考察。当然,用结构性问卷去测量动态化的流动经历本 身就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但是这种考察站在生命历程的角度,在一定 程度上仍能反映留守儿童“身份”转换和亲子分离的复杂性。 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对很多内容进行了简化处理。譬如在询问儿 童什么时间段在哪儿时,只列举了老家、本市/县城、省内其他城市、 省外和不知道等五个选项;在询问哪个年龄段和谁在一起时,也只设 计了和爸妈在一起以及不和爸妈在一起两个选项。

调查结果显示, 在受调查的 775 个农村儿童中, 241 个即 31.1% 有 的儿童有过流动的经历。 这种流动经历是指儿童从出生后到调查时止 至少有一次是在外地度过了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这种流动经历的具体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出生在外地,到一定年龄后回到老家;或 者是出生在老家,中间有一段时间跟随父母在城市里上学,后来又由 于某些原因回到家乡等等。 考察这些儿童的生命历程,可以发现,留守/流动儿童的既有研 究呈现的是结构性、静态性的问题,而一旦考察儿童的生命历程,无 论是流动还是留守,都只是儿童在某一个时点的生存状态,他们实际 的生命经历要更为复杂,亲子分离在历时态上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 征。 由于在问卷调查中有相当比例的儿童并没有完整填写其流动的 经历, 因此我们无法给出基于儿童流动而造成的大样本亲子分离的情 况。在这里,我们主要从调查样本中择取三个流动经历填写完整的儿 童样本,依据他们的问卷填答情况来还原其故事,希望通过具有典型 性的样本个案进一步说明留守儿童“身份”转换和亲子分离的复杂情 形。 案例 1 第 64 号样本是一位 10 岁男孩。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其命名为甲 同学。 调查时他是小学六年级学生, 爸爸妈妈都在省内其他城市打工。 爸爸外出打工有 2—3 年,妈妈外出打工有 4—5 年。因在省内打工, 离家较近,甲同学的爸妈回家频率相对较高。爸爸几乎一个月回家一

趟,妈妈回家四到六个月回家一趟。甲与爸妈之间大约半个月打一次 电话。甲同学虽然只有 10 岁,但他的流动经历非常复杂。他出生在 老家,5 岁时随爸妈到省内其他城市打工,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回 到老家。第二年又随爸妈到省外城市打工,在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之 后又回到老家。直到 7 岁时,甲同学的父母回到省内城市打工,他在 7 岁到 9 岁这三年时间才与爸妈较长时间待在一起。到了 2010 年, 甲同学回到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留守 儿童。 案例 2 74 号样本是 11 岁的六年级女生乙同学。调查时乙同学的爸妈都 在家里,所以她并不是留守儿童。但实际上,乙同学也曾有过留守经 历,她的“身份”情况非常复杂。乙同学出生在她爸妈在省外打工的 地方,她从 1 岁到 4 岁都和爸妈待在那里。在 4 岁到 6 岁期间,她跟 着爸妈回到本县县城打工。在 7 岁到 8 岁时,爸妈又到省外打工,而 她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到 9 岁,爸妈回到老家待了一年,这一 年里乙同学和爸妈生活在一起,变成了非留守儿童。在 11 岁时,乙 同学因爸妈外出打工而再次成为留守儿童。 而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时点 上,她父母在老家,她则属于非留守儿童。 案例 3 574 号样本是一个 14 岁的男生丙同学。丙同学是一个初中二年 级学生。调查时丙同学因爸爸妈妈都没有外出打工,是非留守儿童。 但丙同学从出生到我们调查时为止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流动过程。 他

出生在老家,一直到 6 岁以前,爸妈并没有外出打工,他与爸妈都待 在一起,属于非留守儿童。在他 7 岁时,爸妈带着他到省内其他城市 去打工,他成为流动儿童。在他 8 岁时,爸妈带着他回到老家,他成 为非留守儿童。在他 9 岁时,爸妈又带他到省外打工,他又一次成为 流动儿童。在他 10 岁时,丙同学的爸妈仍在外面继续打工而他回到 老家,又一次成为留守儿童。2010 年,在丙同学接受调查时,他的 父母亲在老家。他则是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的非留守儿童。 以上三个从问卷调查中提取的具有典型性的样本个案, 不是基于 访谈调查获取的资料, 因此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其原本的复杂性和 丰富度的欠缺。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上述三个典型案例中获取有 关儿童流动和父母流动复杂情况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甲、乙、丙三个儿童的复杂经历表明,他们的留守、流动 与非留守“身份”转换与父母的决策联系十分紧密。我们知道,中国 社会的主流文化非常重视家庭及其团聚, 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共同生 活尤受重视。对于儿童而言,完整的家庭结构是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 条件。 然而对于农民工来说, 是否带孩子进城与他们居住生活在一起, 要考虑到经济成本、是否有人照料、孩子上学、生活习惯、健康安全 等诸多因素。 孩子如何安置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农民工家庭的一项 重要决策。 而上述因素的变化则决定了在不同时点上不同家庭的不同 决策,从而影响到儿童的不同生存状况。 第二,甲、乙、丙三个儿童的共同特点是都处于较为频繁的不断 流动过程中。这种流动不仅表现为儿童的父母在流动,而且表现为儿

童自身的流动。将这一流动过程类型化,我们发现,农村儿童的流动 大致包括如下三种类型:一是父母流动,儿童在家,此时儿童是留守 儿童;二是父母流动,儿童也随着父母一起流动到城市,此时儿童是 流动儿童; 三是父母回家, 儿童也在家, 此时儿童又属于非留守儿童。 不同的流动模式导致儿童不断经历“身份”的转变。上面三个案例中 的三个孩子也都经历过此三种模式。特别是乙同学,从出生到接受调 查时止,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跟随父母一起流动。也就是说,在大部 分时间里她都是流动儿童。 如此频繁的空间转换以及父母与子女分分 合合的状态,显然对儿童的成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三,上述三个案例也告诉我们,虽然当前学术界习惯于将农村 儿童划分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但实际上,对农村儿 童进行如此静态划分其意义并不很大,甚至具有某种误导作用。以案 例 2 的乙同学为例。在接受调查时,乙同学显然属于一般定义的非留 守儿童。而如果观察她的生命历程,该女孩总共经历了六年的流动、 三年的留守和两年的非留守。对于这样一位经历如此丰富的留守儿 童,很显然,无论从流动、留守和非留守中的某一角度或变量去理解 都是有失偏颇的。 只有将其放到一个动态生命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她 的经历、心理和生活境况,而这正是既有研究对留守儿童所进行的静 态化处理方式所无法把握的,更难以证明说明问题的真正起因。因为 许多被揭示的留守儿童的“问题” ,实际上是流动经历所造成的,或 者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非留守儿童身上。但在问卷调查的方法下,问 题却通过“留守儿童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许多留守儿童

的“问题” ,其本质可能并不是源于他们的留守“身份” ,而是缘起于 流动,或者这些问题是广大农村儿童所共有。 不仅如此,基于留守儿童和亲子分离的静态化处理,将非留守儿 童与留守儿童进行比较分析的思路, 在具体研究中很容易生成错误的 观点和结论。下面一个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个案很能说明问题。 案例 4 丁湘粤是一个 9 岁的男孩,小学三年级学生,家中的独生子。丁 的爸爸以前在东莞打工,现在苏州打工,妈妈在家专门陪着他学习。 丁湘粤出生在广东,在东莞上完小学一年级后回到老家上小学二年 级。丁妈妈原来在东莞打工。在丁湘粤在老家读小学二年级时,因老 师给他爸爸打电话说孩子管不了,丁妈妈才回到老家陪孩子读书。在 监管孩子这件事上,爷爷和妈妈的分歧很大。 妈妈对丁湘粤的管理非常严厉, 据同学说他妈妈经常因为丁湘粤 学习成绩不好而打他。丁妈妈介绍,丁湘粤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差,学 习一直处于下游。 而爷爷对这个家里唯一的孙子非常宠爱,很少让他做家务,顶多 让他去商店买点东西。丁爷爷认为妈妈对孩子管理太严,两人经常为 此事吵架。 丁妈妈说,就是为了陪孩子读书,才没再出去打工。对于丁湘粤 的未来,丁妈妈似乎没有太大的期待,只等孩子小学毕业以后再说。 从丁湘粤的名字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流动对农民工家庭的重要影 响,这种影响甚至细微到给孩子起名字等诸多方面。案例 4 这一个案

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困境问题,同时,它还为我 们基于个案的定性分析,更深入地探索亲子分离、留守经历与儿童表 现之间的复杂关系, 提供了分析和讨论的可能性——而在不少相同议 题上,定量分析却是很难实现的。

不难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丁湘粤案例反映的主要问题是由 于父母外出打工而出现的孩子监管难题。该案例表明,丁妈妈放弃打 工回家照看孩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得已的被动选择行为。由 于父母不在身边,丁湘粤自我监管能力很差,学校也难以承担对孩子 的监管,隔代监护存在过分溺爱孩子的显著倾向,这些对丁湘粤的个 人成长都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丁妈妈才被迫暂时放 弃打工、返乡照看孩子,希望能够通过母亲的在场和贴身教育来对孩 子的发展施加正面的影响。这一案例所反映的问题,用结构性分析方 法是无法反映的。因为根据结构性问卷的调查结果来看,丁湘粤并非 严格意义上的父母均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 这在定量统计上会表现为 父母在家与儿童表现不良之间的关系, 而事实上这种关系是一种虚假 的联系。 丁湘粤案例实际上展现的是父母角色与留守儿童的表现之间 的一种更为动态化的关联路径: 父母外出务工造成了孩子监管问题上 的父母缺位, 父母缺位导致孩子在日常生活习性与学业方面的表现欠 佳甚至不良,父母反省孩子的成长、成才比赚钱更为重要,于是为了 扭转孩子的欠佳行为和不良表现, 父母不得不辞掉城市的工作返乡亲 自抚育孩子,但结果却是这种补救性的监管效果并不明显。

现有大量关于留守儿童的定量研究均以结构性问卷作为研究手 段, 并且简单按照父母当时是否与孩子在一起来划分留守儿童和非留 守儿童。这种方法忽略了这些儿童变动不居的生活状态。而在操作层 面,用静态化的问卷去捕捉那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也是非常困难的,静 态化的问卷很可能会扭曲这一群体原本的生活特点, 从而得出一些错 误的结论。 因此留守儿童研究应该将这一群体置于其动态生命历程中 去理解。 三、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留守儿童社会化: “反埃里克森定律” 动态生命历程必然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首 当其冲的是对其社会化的影响。 而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研究几乎无一例 外地指出他们存在社会化危机的问题,并且从家庭、社区、学校、同 龄群体等多个角度面面俱到地分析其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④值得注 意的是, 关于留守儿童社会化的诸多研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儿童的纷 繁复杂的流动历程,缺乏对其社会化内在机制的了解。只有纳入动态 生命历程的视角, 我们才能对这个群体的社会化危机形成更为清晰而 全面的认识。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h.erikson)认为,个体在成长的 每个阶段,都会遇到某种心理问题,都要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特定社 会要求做出反应,如果他们能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在心理和行 为上表现出积极的反应,反之,则出现“认同危机”,给其以后的社 会化过程留下隐患。⑤根据个体在各个时期的典型心理反应,埃里克 森把社会化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 (其中从婴儿期到青少年期为五个阶

段) ,并指出每一阶段都有特殊的社会心理任务,即每一阶段都有一 个特殊矛盾,矛盾的顺利解决是健康人格发展的前提。将动态生命历 程纳入分析视角,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呈现出 一种“反埃里克森定律”的现象。所谓“反埃里克森定律” ,是指这 些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并没达到埃里克森的经典人格发展理论所 要求的条件,事实上,在他们成长的不同阶段,影响他们人格形成的 环境和主体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或背离。 下面表 1 为埃里克森的 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与留守儿童动态生命历程所产生问题的对比。 一旦考察留守儿童自身的流动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儿童的婴 儿期之后的各个阶段,影响他们社会化的载体都可能是断裂的。在幼 儿期到儿童期(即从 1 岁到 5 岁这一时间段内) ,家庭是最主要的社 会化载体, 父母亲的看管和教育方式对儿童自主和自控能力的培养具 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儿童的健康成长从理论上来说要求 具备完整的家庭关系,父母亲应该和儿童在一起生活,而不应出现父 母亲角色的缺失。但实际的情况是,在儿童的这一成长阶段,父母亲 角色缺失的比例非常高。如范先佐的研究发现,在双亲外出而与祖父 母一起留守的儿童中,0—5 周岁的儿童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40.19%。 ⑥ 在学龄期,影响儿童社会化的主要载体是社区和学校。显然,唯 有稳定的社区和学校生活才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而现实是,他们在 这一时期里可能不断地在城乡之间或城市之间流动, 并没有生活在一 个社区里,也不是在同一所学校学习,频繁更换居所和学校是相当一

部分农民工子女的典型特点。以上述案例 3 的丙同学为例,他虽然在 接受调查时属于非留守儿童,但他在 6 岁到 10 岁这一学龄期里都一 直处在不停地流动之中, 这种流动经历意味着他不停地变换着社区和 学校。这种变动着的社区和学校很难为这类儿童提供稳定的成长环 境。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田野调查所发现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 身上典型的厌学表现甚至反学校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不断变动的 居所和学校是分不开的。 在青少年期, 儿童社会化的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 色的形成。 “同一性”这一概念是埃里克森自我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可以理解为社会与个人的统一、个体的主我与客我的统 一,也可以理解为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面认识,即在任何 情况下都能全面认识到意识与行动的主体是自己。这一时期,影响社 会化的首要载体是同龄群体,只有在一个稳定的同龄群体关系中,个 体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同一性”认识。然而,儿童的动态生命历程意 味着其同龄群体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儿童自 身的流动导致其同学朋友圈子发生改变;二是他们自己没有流动,但 是其同龄群体发生了流动 (如作为朋友的留守或非留守儿童因为跟随 父母进城) ,因此他的同龄群体圈也被动地发生了变化。同龄群体的 变动对儿童的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频繁的流动导致儿童无法形成尊 重规则和权威的意识, 也使他们很难获得集体认同感和融入群体的动 力。那些越是流动频繁的儿童,就越不倾向去建立一种稳定的同龄群 体圈,因为他们很清楚这种圈子本身就是不稳定的。这使得儿童很难

形成对群体和集体的归属感。归属感的缺乏和认同的模糊,在很大程 度上会影响到他们成年后的性格, 导致这些儿童在迈入社会后依然面 临融入社会的困难。 可见, 将留守儿童纳入到动态生命历程的视角无疑会丰富我们对 这一群体的认识。 留守儿童的留守和亲子分离是他们在某个时间点的 状态,并不是与父母亲出现分离那么简单。如果纵观他们的整个生命 历程,我们会发现很多被称为留守儿童的孩子,他们在更多的时间里 属于非留守儿童甚至是流动儿童。 因此把留守儿童等同于亲子分离会 造成对这一群体的误识。考察他们的动态生命历程更重要的意义在 于, 我们可以对这一群体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发生机制形成更为清晰的 认知。特别是就留守儿童的所谓畸形社会化或社会化危机问题,仅仅 通过静态的、结构性的描述显然是不够的,动态生命历程可以帮助我 们把握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危机是在哪个阶段以及如何产生的问题, 从 而有助于我们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 最大程度地减少留守和流动对他 们产生的负面影响。 注释 ①参见江荣华: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现状及对策》《成都行 , 政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1 期; 周福林、 段成荣: 《留守儿童研究综述》 , 《人口学刊》2006 年第 3 期。 ②参见符平: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 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 , 《社会》2006 年第 2 期;符平、唐有财: 《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浙江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2 期。 ,

③吕绍清: 《孩子在老家——农村留守儿童:生活与心理的双重 冲突》《中国发展观察》2005 年第 9 期。 , ④参见黄海: 《从留守儿童到乡村 “混混”, 》 《当代青年研究》 2008 年第 7 期;王秋香: 《强势与弱势的错位: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 问题分析》《理论月刊》2007 年第 1 期;岳天明、原明明: , 《农村留 守儿童社会化及其对策研究——以家庭功能的弱化为基本视角》 , 《西 北人口》2008 年第 2 期。 ⑤参见埃里克森: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 ,孙名之译,浙江教 育出版社,1998 年,第 8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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