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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信的真实故事:张幼梅《火红年代》


不可信的真实故事:张幼梅的《火红年代》
作者 松鹤翔 一 当个人在经济上可以取得完全的独立, 无须别人的关怀和照顾, 也不惮情感上的孤单和 寂寞时,是否这个人就可以或者应该不对他人负有任何责任和义务了呢? 既然人的肉体最终将不复存在, 既然人曾经拥有的生活和功业、 无论曾经崇高伟大还是 渺小卑琐, 终将变得除了成为别人脑海中的想象以外、 对他们自己有限的生命来说毫无意义

的话, 是否就意味着人们对那些和自己的现世毫无关系的人和事业可以不负或者应该不负任 何责任和义务了呢? 粗看起来,小说《火红年代》是用故事的方式为我们阐释了这些疑问的答案。 《火红年代》主要讲述了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末,一个叫玛丽的中美混血儿和两个来 自中国国内的革命青年高飞、严震发生的情感纠葛。 在小说上篇,玛丽和高飞恋爱,却因偶然的机缘和高飞发生了性关系,并且怀孕;后来 高飞和严震为了抗日回国,玛丽也在送行时因滞留船上被裹挟回国;不久,严震带着自己的 恋人、高飞的妹妹高欣奔赴延安,年轻的高欣却因不善于自处而被冤枉当成特务被枪决; 留 在国统区的高飞因受到勾引,和一个叫燕妮的女演员发生关系,玛丽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高 飞紧随不舍,结果路遇日机大轰炸,玛丽和严震所生的孩子高华在轰炸中死掉;接下来, 玛 丽和高飞的感情问题得到弥合,高飞却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美国朋友迈克尔营救脱险; 正 当高飞要设法解救其他同志时, 夫妻俩却因战火险些葬身火海废墟中, 幸亏得到好心的船工 夫妇救助,侥幸脱险;不料,误会高飞叛变的严震和其他同志却追踪而来要处决高飞,混乱 中,船工夫妇被无辜杀害,虽然严震再一次站到了兄弟一边,悲愤的高飞却因丧失了信仰而 举枪自杀。 在下篇的很多情节是写玛丽——柳书妤和严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大潮中起起落落 的动荡生活,以及收养的救命船工夫妇的女儿柳莺的生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夕,严震因 为遭到玛丽的拒绝终于和一个女大学生卢军结婚, 孰料缺乏政治经验的卢军不久后却因为政 治错误被迫害致死;玛丽和昔日的情敌燕妮——张素珍住成了邻居,两个人纠纷不断,最严 重的一次纠纷是玛丽被张素珍诬告成特务, 导致被流氓派出所长奸污; 玛丽的女儿和张素珍 的一双儿子在时代的潮流中浮沉,经历了许多的磨难;最掉诡的一个情节是,当已经到了老 年的严震终于等到玛丽的同意要和他结婚时, 却忽然因为柳莺的顶撞突发脑溢血而死。 为这 个故事划上了一个的悲剧结局——火红的时代是一个悲剧,在某些人看来。 总之, 在一个正统话语上认为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人民群众经历了灵与肉的炼狱获得 新生的火红的年代, 主人公玛丽却度过了一段与众不同的悲剧生活。 那些习惯了传统的社会 历史叙事方式的人们或许不禁要问:她的故事是真实的吗?她的故事究竟有多少是可信的 呢? 二 玛丽作为故事的女主人公是全书的主线, 不过总体看来, 不过这个女人具有的精神状态 好像不是一个生活在大都市纽约的现代女性的, 倒和中国西南某个犄角旮旯的寨子里的村姑 的意识形态颇为类似, 尽管她拥有一个外国名字玛丽和一个应该属于书香门第后代传人的名 字——柳书妤。不过这不是她最出彩的地方,她最引人狐疑的地方是她的独特的情感方式。 首先, 玛丽这个人无论真实内心如何, 却总是对生活和他人表现出一种不关心或者超然 的态度。玛丽早年本来和白人青年迈克尔互有好感,但她并无任何积极的行动,只是默认女

友芭芭拉和迈克尔的感情而不做任何努力,而事实上那两个人最后却分道扬镳了。 其次, 玛丽无论真实内心如何, 在情感表达方式上乃至为人处世上几乎总是表现出一种 被动的姿态。对于爱情,她不加争取,消极地等待,消极地接受。比如,当她与高飞和严震 结识后,两个男青年实际上都对玛丽有好感,相对勇敢的严震没有直接追求他,而是鼓动比 较懦弱的高飞追求她,从情节上看来,处于义弟地位的严震似乎还经济上不怎么宽裕。玛丽 本来对高飞缺乏好感, 但是最后终于接受了高飞, 虽然据说是因为高飞拒绝组织要求伤害无 辜的命令时所体现出来的原则性和正义感, 但是高飞能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可以想像的也必然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中国国内发生形势的剧变、高飞和严震试图返回中国时,玛丽却不肯回国,只是在高 飞利用她上船送行时将她裹挟回国的缘故, 她才被迫地返回了中国。 这种被迫的被裹挟行为, 是否能代表她也曾经有过革命热情呢, 虽然她在晚年也曾经感慨早年追求过的今天却觉得无 所谓的话,她到底追求过吗?这可能需要问作者才好。 第三就是这个玛丽无论内心如何, 总是表现出一种不爱人的姿态。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莫 过于玛丽曾经被一个无耻的派出所长强奸多次, 但是她却可以忍心拒绝爱人严震多年诚挚的 守候、关怀和严肃正经的求婚——或许严震本来不应该那么正经才对。对于玛丽来说,即使 爱也要深深地隐藏,爱的一定要不承认才好,爱自己的人一定要被拒绝。如果非要选择一个 人和自己一起,一定要选不爱的人。 玛丽的这种行为模式可能要追述到她的早期家庭生活。 玛丽的父亲柳育林 (似乎在影射 那句话: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 ,娶了一个美国白人凯瑟琳做老婆,从该老 婆主要地喜欢大手大脚花钱购买奢侈品的这个特长和种种症状来看, 显然是属于并不非常关 心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那种人。 尤其是她的两个子女中儿子查里长得象白人, 而女儿玛丽像华 人,显然她是不大喜欢自己的这个女儿的,所以对玛丽的照顾上也必定非常粗率。而玛丽的 父亲柳育林是一个常年各地漂泊不定的商人,更缺乏对小儿女照拂的闲情逸致。可以想像, 童年的玛丽是在一种缺乏爱的家庭生活中度过的。 还不仅如此,她的中国人相貌也在学校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使她饱受歧视。即使在 中国人中间,人们仍然把她当成一个怪物,当柳育林带着幼年的小玛丽出入唐人街时,唐人 街的华人老太太们看到玛丽时最想做的事情是给她缠足。 不过玛丽终于没有缠足, 华人似乎 也因此并未完全接纳她。 一个虽然生活在闹市和人群中, 但是却时刻被从精神上放逐的人, 在怀疑爱和渴望爱的 焦虑中反复挣扎, 难怪让她爱上别人和接受别人的爱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呢。 不过这个 女孩子以一种自己的方式极端地捍卫着自己,她以一种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对待他人。比如, 玛丽曾经用咬伤对方嘴唇和鼻子的方法警告过两个曾经试图接近她的白人男子。 是不爱的人才能给自己提供安全感,还是没有爱才比较安全呢? 或者在玛丽看来,爱就意味着投入,当你爱的时候,就在自己和他人身上拴连了一条责 任和义务的锁链,使自己不再具有自由,何况有些爱本来是叵测的,只能给自己带来伤害和 痛苦呢。 或者她也认为, 自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 都是不具备给他人以充分的爱的能力的人, 自己对他人的爱的接受不仅不能给他人带来幸福, 反而只能给他人带来不幸, 她为了爱的缘 故却只有选择拒绝。 任何个人的悲剧在本质上都是社会的悲剧。 社会带给个人痛苦, 所以个人也有了不爱社 会、不爱他人的理由。这可能是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急流勇进的时代,强者且未 必能自保,又有谁有力量和耐心关注那些在滚滚历史车轮下呻吟的魂灵的碎片呢? 显然,在玛丽看来,一个人只要能够独善其身,就可以不对社会和他人负任何责任。 这 是她对于我们前面提及的的问题的答案。 不过,问题在于,一个人即使宁愿疏离社会,社会却未必肯认可这种疏离。事实上, 玛

丽在建国后隐姓埋名, 不断地忍气吞声、 息事宁人, 设法想摆脱各种烦扰, 过上安静的生活, 但是社会却不肯放过她。昔日的燕妮不断地找她的麻烦,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竟然利用玛丽 女儿的无知,将玛丽送进了一个好色的派出所所长的魔爪。 问题还在于,一个人可以不爱别人,但是不爱别人的人,也不能得到他人的爱。一个人 不能等待社会来适应自己,社会不是观世音菩萨,要想生存唯一的手段是适应社会。玛丽疏 离了社会,拒绝了爱人严震的追求,避免了一些伤害,显然也丧失了经历很多可能存在的值 得珍惜的事情的机会。玛丽似乎不希罕做这种事情。她希望自己是陶渊明,是布塞勒弗斯。 可陶渊明、布塞勒弗斯的生活是冷清的。难怪在那个火红喧闹的时代里,玛丽却显得那样孤 单、寂寞、茕茕孑立。 三 从玛丽个人和生活经验的角度, 她的故事是真实的, 不过这种真实在当今语境却仍然是 让大多数人怀疑的,她的故事不具有普遍性。有人也许会说不具有普遍性的就可以被否定 吗? 从缔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的角度,社会应该尊重个人;从提高道德修养的角度,个人却应 该学会适应社会。 人们应该为别人争取被尊重的机会, 但是却应该要求自己尊重社会的习俗。 也许人们应该给予个人以更多的尊重,可是当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唱着同一个旋律时, 那 么个别零星的人的它样的歌声——就算更美丽动听吧——究竟能引起多少人的注目和兴趣 呢? 而故事本来就是要讲给人听的, 小说本来是要写给人看的, 而且应该以尽可能吸引到更 多的读者、引起更多的读者的共鸣才对、才好。如果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故事就算再真实 就算再精彩又有什么意义呢? 玛丽的故事无法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因为她的经验过于独特,难于被人理解和接受。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大多数的中国的人们——农民、工人、手工业者等下层劳动人民, 虽 然他们也有流过眼泪和鲜血,而且流的更多,但他们收获的却不仅是痛苦、鲜血和眼泪, 更 多的还有自尊、光荣和梦想的实现。 归根结底,当有产者试图重新掌握权力时——虽然这个权力的确应该由他们来掌握, 他 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做的一些旨在重建统治的事中, 应该包括悼念他们的前人的种种生活 经历。这种悼念不仅是物类相通的伤感的审美的需要,也是对以往革命话语的颠覆和反动, 正是用这种方法,有产者才能证明自己获得和掌握权力的合法性。其实以现在的情形来看, 玛丽们的故事已经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这些故事最终将成为未来的真实的故事,甚至不 仅仅是故事,还是真实的历史。 难道不是这样吗, 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个事实是, 玛丽实际上是一个有产者出身的女性, 对玛丽来说, 即使没有革命, 她也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 她不需要革命, 实际上也反对革命。 她当年对革命的某种程度的热衷正象多年以后在她家晾台上声嘶力竭地朗诵诗歌、 试图以此 来俘虏女青年的芳心的燕妮的儿子蒋和平一样, 也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结果。 正是因为如此, 她实际上始终没有为革命作过任何真正的贡献, 革命给她带来了众多的纷扰, 这些纷扰只不 过为她一贯的讨厌增加了一个新的口实而已。 人们意识到, 玛丽个人生活方面与革命发生纠葛其实只是一个偶然, 她的那些成为自己 对社会和人的不爱的保留态度理由的、 因革命给她带来的不幸, 不过是她为自己的立场辩解 的借口而已。她是一个无意间站错了队伍的人,她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革命无论给 她带来什么在她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 革命只要发生就是她最大的不幸。 当人们从这个高度 上理解玛丽对于那些站在革命阵营立场上、 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而革命的高飞、 尤其是严 震持保留态度的感情时,人们终于恍然醒悟到这种保留的深层动机上来。 故事的结尾,作者写到: “……她都看到了,但这一切已没有了意义,那都是过去了的

岁月,过去了的人。 ”显然,玛丽们的故事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玛丽们的故事最终要寄慨 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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